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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何在？
說阿瑟對這一全新的經濟學觀點充滿了熱情，還是個低調的說法。可是沒過多久他就意識到，他的熱情缺乏感召力，特別是對其他經濟學家來說。“我以為，如果你干了件與眾不同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我確實認為報酬遞增率能夠解釋經濟學中的許多現象，為這一學科指出了一個迫切需要指出的方向——人們會用臂膀把我抬起來，歡呼勝利般地將我高高托起。我的想象簡直天真得不可思議。”11月底的一天，他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所在的哈波斯堡宮近處的公園裡一邊散步一邊激動地對來自挪威的訪問經濟學者維克多·諾曼（Victor Norman）解釋他的報酬遞增率。突然，他洩氣地發現，這個頗有聲望的國際貿易理論家正迷惑地看著他：你談的所有這些有什麼意義呢？他從1980年開始在講座和學術討論會中介紹他的報酬遞增率，也聽到了和這差不多的反響。往往是有一半聽眾很明顯地表現出對報酬遞增率的濃厚興趣，而另一半聽眾卻不是困惑不解，就是表示懷疑，甚至表示出敵意。報酬遞增率有什麼意義呢？它和真正的經濟學又有什麼關系呢？
這些問題使阿瑟深感困惑。他們怎麼就會看不出來呢？問題在於，你必須看到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而不是按照華麗的經濟學理論所描述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這使他想起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醫學實踐。那時的醫生只是從理論上學習醫療知識，極少接觸真正的病人。對那時的醫生來說，健康僅僅是件身體內部保持均衡的事：如果你是個臉色紅潤的人、或是個易怒的人、或是個隨便什麼樣體質的人，只要你的體液能恢復平衡，你就能恢復健康。“但這三百年來的醫學經驗，從哈維發現血液循環、到分子生物學的出現，卻告訴我們，人類器官是極其復雜的。這意味著，醫生得把聽診器放到病人的胸口來聽診，對病例一個一個分別做出診斷。我們現在就是在聽由這樣治病的醫生來給我們治病。”確實，只有當醫學研究者開始注意到人體真實的復雜情況之後，醫生們才有可能使醫療和用藥真正發揮的治療作用。
他認為，報酬遞增率之於經濟學，就像醫療診斷實踐之於醫學一樣，都是朝著同樣的方向邁進。他說：“重要的是要觀察外面實際的、活生生的經濟生活，它是相互依存的、錯綜復雜的、不斷進化的、開放的系統，是一個像生物一樣運轉的系統。”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真正使他的經濟學觀點受到抨擊的，是他的關於未來的結果是無法預測的觀點。人們問，如果這個世界可以形成不計其數的可能的形式、如果最終形成的特有的經濟形式只是不過出自於歷史的偶然，那麼你怎樣對事情做出任何預測呢？而如果你不能對事情做出預測，那你又怎麼能說你所從事的是科學呢？阿瑟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提得好。經濟學家們很久以前就決意要使經濟學成為像物理學那麼“科學”的學科。這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現象都可以用數學的方法做出預測。他自己也是在很長時間以後才認識到，物理學並不是唯一的一種科學。難道達爾文因為不能預測物種在今後的百萬年中將如何進化，所以他所從事的就“不科學”了嗎？難道因為地質學家不能精確地預測下一次地震會發生在哪裡、或哪一座山脈將會隆起，所以他們所從事的就不科學了嗎？難道天文學家因為不能精確地預測哪一顆新星將會在哪個方向出現，所以他們所從事的也不科學了嗎？
當然不是。能夠預測固然很好，如果你能做到的話。但科學的實質在於解釋，在於揭示大自然最基本的運轉機制。這就是生物學家、地質學家和天文學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所從事的工作，這也正是他的報酬遞增率所瞄准的方向。
毫不奇怪，這樣的理由無法說服根本就不想被說服的人。比如1982年2月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舉辦的一次講座上，阿瑟在作完關於報酬遞增率的演講，回答聽眾問題時，一位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站起來憤怒地問：“請你舉例說明，有哪項占領了市場的技術並不比它的競爭對手先進！”
阿瑟掃了一眼掛在課堂牆壁上的钟，因為這個講座所剩時間不多了，與此同時他不假思索地說：“噢，時钟。”
時钟嗎？對。他解釋說，我們今天所見的所有時钟都裝有沿“順時針”方向移動的時針和分針，但按他的理論來分析，也許曾經流行過和現在盛行的時钟不相上下的古老時钟技術，這些技術被深埋於歷史的塵埃之中，只不過湊巧沒能沿用至今而已。“據我所知，歷史上有一個時期也許有時針和分針沿逆時針方向移動的時钟。這樣的時钟在當時就像我們現在用的時針和分針沿順時針方向移動的時钟一樣普遍。”
那個提問者並沒有被他說服。另一個頗有聲望的美國經濟學家接著站起來厲聲說：“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認為順時針方向移動的時钟就鎖定了市場。我戴的就是電子數控手表。”
對阿瑟來說，他的話已經離題了。但那一天他的演講時間已經到了。而且他舉的關於時钟的例子也只是個猜測。但三周以後，他收到他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同事詹姆士·沃佩爾（James Vaupel）從他正在度假的佛羅倫薩發來的一張明信片。這張明信片上有一張佛羅倫薩教堂的時钟的圖片，這個時钟是佩奧羅·厄塞羅（PaoloUccello）在1443年設計的。它的時針和分針正是沿逆時針方向移動的。（也顯示24小時。）沃佩爾在圖片的反面只寫道：“恭喜你！”
阿瑟非常喜歡這個厄塞羅時钟，他把這個時钟的圖片制成透明幻燈片，這樣他就可以放入幻燈機裡，好在以後說明某些歷史事件怎樣導致某些產品碰巧占領了市場時舉此為例。這張厄塞羅時钟的幻燈片總是能在講座上引起反響。有一次他在斯坦福的一次講演中用幻燈機顯示這張圖片時，一個研究生跳了起來，拿出這張幻燈片，把它反過來再放入幻燈機裡，使時钟的走向正好反了過來，然後勝利地說：“你瞧，這是一個騙局。這時钟其實是順時針走的！”多虧阿瑟這時已經做了一點關於時钟的研究，他還有一張用拉丁數字顯示的沿逆時針方向移動的時钟的幻燈片。於是他把這張幻燈片放出來說：“除非你假設這钟上的數字是利奧那多·達芬奇倒著寫出來的，否則你只能承認這時钟和厄塞羅钟都是逆時針走的。”
其實那時阿瑟已經能夠給聽眾舉出大量關於歷史事件怎樣使一些產品湊巧占領了市場的例子了。他有Beta與VHS競爭的實例，當然QWERTY鍵盤設計也是一例。但內燃機卻是一個怪例。阿瑟發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當汽車工業還只是個想象時，汽油被認為是最沒前景的動力燃料。而當時汽油的最主要的競爭對手，蒸汽發動技術，已經發展得相當不錯了。蒸汽發動機既安全，又為人們所熟悉。而汽油不但很貴，而且發動時聲音很大，具有易爆的危險性，很難提煉出有效等級，還要求使用一種復雜的新型引擎和機件。另外，汽油引擎先天就不能使汽油充分燃燒。如果當時事情的發展全然不同的話，如果蒸汽發動機在這九十年時間裡能夠像汽油發動機那樣高速發展的話，那麼我們現在生活環境中的空氣污染也許會大大減少，我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也會大大減小。
但當時確實是汽油發動機技術獲得了發展的機會。阿瑟發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歷史事件造成的。比如在1895年，芝加哥時代先驅報組織發起了一場非馬力車賽，結果以汽油為動力的德耶車（Duryea）一舉獲勝。德耶車是當時僅有的采用六個啟動裝置的兩輛小汽車中的一輛。也許是這個動因促使蘭塞姆·奧茨（Ransom Olds）終於在1896年將汽油發動機專利技術用於大批量生產曲銳型奧茨車（Curved－Dash Olds）。這項技術使汽油發動機克服了啟動緩慢的毛病。後來，到了1914年，北美突然爆發了一場蹄嘴病，馬飲水用的水槽紛紛被拆除了，而馬槽是蒸汽發動機車加水的唯一地方。盡管那時斯坦利蒸汽機的制造者斯坦利兄弟（Stanley Brothers）已經研制出凝聚器和汽鍋，可以使蒸汽機車無須開三十或四十英裡就得加一次水，但已經為時太晚了。蒸汽機車再也沒機會翻過身來，汽油機車很快鎖定了市場。
核能是另外一例。1956年，當美國開始民用核能研究時，專家們提出了許多設計方案：用瓦斯、用普通的“輕”水、用奇異的被稱為“重水”的液體、甚至用液體鈉來冷卻反應堆。每種設計方案在技術上都有其優點和缺點。三十年以後回過頭再來看這些設計方案，許多工程師都相信，高溫氣體冷卻的設計會比其他方案更安全、更高效，而且會在公眾和反對派對核能的使用開始擔憂和反對之前就穩住人心。但當時事情演變的結果卻是，技術的爭執與最後的選擇幾乎毫不相干。當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之後，艾森豪威爾政府突然急於要建成反應堆，並使之立即投入運轉——任何反應堆都行。當時唯一最接近能夠使用的反應堆就是高密、高功效型的輕水反應堆。這種反應堆是海軍為制造核潛艇而研制的一種動力設備。海軍的設計因此而被擴大為商用性生產，並被投入使用。這就使輕水設計在技術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六十年代，這種設計在美國基本上取代了其它的設計方案。
阿瑟在回憶1984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講座上舉輕水反應堆這個例子時說：“當時我說，這裡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表明，在經濟中確實有由於歷史事件而使某些在技術上處於劣勢的商品湊巧占領了市場的現象，比如像輕水反應堆的廣泛應用這件事。這時，一位頗有名望的經濟學家站起來喊道：‘但是在完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這種事不可能發生！’他用了許多術語，基本的意思是，如果把許多額外的假設也都囊括進來，完美的資本主義經濟就能恢復亞當·斯密的世界。”
嗯，也許他是對的。可六個月以後，當阿瑟在莫斯科做同樣的演講時，聽眾中一位湊巧在場的最高蘇維埃成員站起來說：“你所描述的這些情況也許會發生在西方經濟中，但在我們完善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裡，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我們總是能得到最佳結果。”
當然，只要QWERTY鍵盤設計、蒸汽機車和輕水反應堆僅僅只是個別的、孤立的例子，眾人的批評就總是能夠否定僅僅由於歷史事件的巧合而發生的市場鎖定和報酬遞增率，把它們視為非常態的情況。他們會說，正常的經濟運轉肯定不是那麼混亂無序、那麼不可預測。起初阿瑟也懷疑，也許他們是對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市場經濟是相當穩定的。直到很久以後，在一次為給研究生講報酬遞增率一課而做准備時，他才突然認識到為什麼人們的批評是錯的。報酬遞增率決不是孤立的現象，這個規律適用於高科技領域的任何情況。
他說，看看像微軟視窗這樣的軟件產品吧。這家公司為研制和推銷第一盤軟件花費了五千萬美元。可第二盤軟件只花費了——多少？材料費只有10美元。在電器、計算機、制藥業。甚至航空宇宙方面的情況都同樣如此。（研制第一顆B2炸彈的費用是210億美元，爾後每枚炸彈的制作成本是5億美元。）阿瑟說，高技術幾乎可以被定義為“凝結的知識”。它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這意味著，你每生產一個拷貝，就會使生產成本更低一些，而且還不止這個，每生產一個拷貝，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在生產微處理器集成電路塊的同時也得到了經驗的收益，諸如此類。所以，增長生產能夠獲得巨大的報酬。簡而言之，整個生產體系是受報酬遞增率規律支配的。
同時，在高科技產品的用戶中，群體使用標准化產品的傾向也導致了同樣大幅度增長的報酬。阿瑟說：“如果我這條航空線買的是波音機，那我就要買許多波音機，這樣我的飛行員就用不著重新去適應另一種機型了。”同樣，如果你是一個辦公室的經理，你會把辦公室的微機都買成同樣的型號，這樣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都可以使用同一種軟件了。其結果是，市場很快就被少數幾樣相對標准的高科技產品占據了。在微機產品中，IBM機和Macintosh占據了絕大部分市場，在商業性客機產品中，波音機、麥克唐納和道格拉斯占據了市場。
現在讓我們拿高科技產品和糧食、化肥、水泥這樣一些在幾代人之前技術就已經成熟了的標准大宗商品來做一下比較。今天，這些商品的真正成本是人力、土地和原材料的成本，而這些是報酬遞減率規律很容易發揮作用的領域。（生產更多的糧食要求農民開墾更多相對不太肥沃的土地。）常規新古典經濟學已經將這些趨於固定、成熟的行業的經濟發展狀況做了相當完善的描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報酬遞增率並不能取代常規經濟學理論。報酬遞增率只適合於不同的經濟領域。”
阿瑟說，這對於現實來說意味著，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在對某一類的問題做經濟上的假設時必須非常小心，比如在美國對日貿易上，“如果你用常規經濟學理論來假設，就會謬之千裡。”幾年前在他參加的一個會議上，英國經濟學家克裡斯托福·弗裡曼（Christopher Freeman）站起來稱，日本在家用電器和其它高科技產品市場上的成功是必然的。他說，只消看看這個國家低成本的資本、其投資謹慎的銀行、其強有力的聯盟、以及其在缺乏原油和礦物資源的情況下對技術發展的迫切需要就明白了。
“當時正好輪到我接下來發言。所以我就說，讓我們來想象一下，如果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已經起飛了，而日本的經濟還在衰退落後的狀況之中。常規經濟學家們就會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日本經濟為什麼落後。資本的低成本意味著資本的低回收率——所以沒有理由投資；為采取共同的行動而組成的政治聯盟被認為是低效率的；集體決策意味著蹒跚遲緩的決策；而銀行不是為了冒險而建立、而存在的。如果缺乏原油和礦物資源，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蹒跚不前。所以，日本的經濟怎麼能夠發展呢？”
阿瑟說，既然日本的經濟確實很明顯地發展了，那他就得用另一種解釋來論證其成功。“我說，日本企業的成功不是因為日本企業具有美國和歐洲的公司所不具有的奇異特點，而是因為報酬遞增率規律使高科技市場趨於不穩定、有利可圖和可能被整個地占領，因為日本比其它國家更早、更徹底地明白了這一點。日本人是很善於向別國學習的，他們很懂得如何瞄准市場，他們將產品大批量地投入市場，趁報酬遞增率的動力規律之機，使自己的優勢產品迅速占領市場。”
阿瑟說，他對此堅信不疑。同樣，他懷疑美國在“競爭力”上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政府決策人和企業總經理們對高科技市場的贏者能占有整個市場這一本質認識得太晚了。他指出，在整個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裡，聯邦政府根據常規經濟學的教誨采取了“不干涉”經濟的政策。可是常規經濟學的教條並沒有認識到搶在對方占領市場之前推出自己的優勢產品的重要性。結果，高科技工業受到低科技工業和大批量生產的商品工業完全一樣的對待。任何或許能使新興工業得到盡快發展的“工業政策”都被嘲諷為是違背了自由市場經濟。在任何領域都實行自由、開放的貿易一直是美國的目標和准則。根據一項在這個世界還是被大宗商品所壟斷的時期所做出的反壟斷規定，企業之間的合作仍會受到勸阻。到了九十年代，這種模式開始有了一點改變，但只是一點兒改變。阿瑟因此論證說，早就到了應該從報酬遞增率的角度來重新思考常規經濟學教條的時候了。“如果我們還想靠我們的知識來創造財富的話，我們就需要適應新的規律。”
阿瑟在從現實生活中收集報酬遞增率的例子的同時，也在設法用嚴格的數學方式來分析報酬遞增率現象。“我當然不反對數學方法。我本身就是一個經常用數學的人。我反對的只是錯誤地運用數學，反對把對數學的運用變成只為了數學而數學。”他說，當數學被正確地運用時，它能極其清晰地澄清你的觀點。這就像一個工程師，先有了一個設想，然後建立一個實用的模型。數學公式則可以告訴你，你的理論哪一部分可行、哪一部分不可行，也會告訴你哪些概念是必須的、哪些是多余的。“當你用數學公式來推導某件事，你實際上是在提煉這件事的本質。”
而且，他知道如果他不用數學對他的報酬遞增率做出分析，那麼經濟學圈子裡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就決不會承認他的理論，除了是一些事件的糾集之外還會是別的什麼。看看先前他每一次介紹報酬遞增率概念時所發生了些什麼就清楚了。事實上，早在1891年，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已經在他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裡對報酬遞增率做了相當深入的探討。他在這本書裡也用很大篇幅介紹了報酬遞減率。阿瑟說：“馬歇爾對報酬遞增率已有深思熟慮，但他沒有數學工具來對此做充分的數學分析。特別是，馬歇爾那時就認識到，在經濟中，報酬遞增率能夠導致多種可能性的結果。這意味著，對經濟學者來說，最基本的問題是要准確無誤地知道為什麼最終選擇的是這種方案、而不是別的方案。而自從那以來，經濟學家們恰恰就是在這個問題上被卡住了。在經濟學家的眼中，只要哪兒出現不止一個均衡點，那麼這件事的結果就會被認為是模糊不清的。結果沒有任何理論可以解釋某一個平衡點是怎樣被選中的。而對此的不解，弄得經濟學家們無法使自己適應報酬遞增率的概念。”
在二十年代也發生了相似的情況。當時一些歐洲經濟學家試圖用報酬遞增率概念來解釋為什麼城市會發展和集中成目前這種狀況，為什麼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國家）會專營某些商品，比如鞋、巧克力或精巧的小提琴。阿瑟說，在二十年代，這些經濟學家們所用的基本概念是對的，但他們缺乏的仍然是數學工具。“在概念不明的情況下，經濟學走進了停滯不前的死胡同。”
因此阿瑟削尖了鉛筆，開始投入工作。他需要的是一個能把報酬遞增率動力規律揉入經濟學中的數學框架。這個數學框架要能清晰地、逐步地表明，市場是怎樣在多種可能的結果中做出選擇的。“在現實世界裡，最終結果不是碰巧發生的，而是積累而來的，是一個個小小的機會被正反饋擴大而來的。”1980年，阿瑟在與朋友和同事反復商榷之後，最終得出了建立在非線性隨機進程理論之上的一組抽象的數學公式。他說，這些數學公式其實相當籠統，可以適用於任何報酬遞增率的情況。但在概念上，這些公式表明的是這樣一類情況：假設你要買輛小車（那時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許多人買的都是沃克和菲亞特車），為了說得清楚些，假設只有兩種型號的車可供選擇，權且把它們叫做A型和B型。現在，你已經讀了介紹這兩種車型的小冊子了，但這些介紹非常雷同，你讀完後仍無法確定到底買哪種車好。這時你怎麼辦？你會像所有明智的人一樣開始向朋友咨詢。然後正好碰巧，純粹是碰巧，你咨詢的前兩個、或前三個人說，他們開的都是A型車。他們告訴你這種車開著感覺不錯。所以你就決定也買一輛A型車。
但必須注意到，現在這個世界上又多了一個開A型車的人，那就是你自己。這意味著，下一個想向人咨詢買車的人有了更多一點的機會碰上一個開A型車的人。所以這個人比你有更多一點的可能性會選擇購買A型車。如果A型車有很多這樣小小的成功機會的話，它就有可能占領市場了。
相反，假如這樣一個個小小的機會換給了B型車的話，那你也許會選擇購買B型車，那麼B型車可能就會占優勢，最終占領市場。
阿瑟說，事實上，在某些條件下，你甚至可以用數學公式來表明，只要開始時無論哪一萬幸運地得到幾次機會，整個過程就能夠導致任何結果。汽車買賣的最終結果也許是A型車占領了百分之四十的市場、B型車占領了百分之六十的市場，或者是A型車占有了百分之八十九的市場、而B型車只占了百分之十一的市場，或可以是任何一種結果，完全是偶然的結果。阿瑟說：“要顯示偶然的事件在隨機進程中是怎樣不斷積累，從而從眾多的可能性中選擇出其中一個平衡點，是我所干過的事情中最富挑戰性的了。”但到1981年，阿瑟通過與他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來自基輔斯哥諾霍德學院的約裡·厄姆利夫（YuriErmoliev）和約裡·凱尼歐夫斯基（Yuri Kaniovski）——“世界上最優秀的兩位概率理論家”——的合作，他成功地做成了這件事。1983年，他們三人聯名在蘇聯《控制學》（Kibernetika）雜志上發表了他們就此撰寫的系列論文的第一篇。“現在，經濟學家們不但可以看到某一種結果產生的整個過程，而且可以從數學推論中看到，一組組不同的歷史事件是怎樣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的。”
阿瑟說，最重要的是，報酬遞增率再也不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無法分析的一片混沌了”。...<div class='locked'><em>瀏覽完整內容，請先 <a href='member.php?mod=register'>註冊</a> 或 <a href='javascript:;' onclick="lsSubmit()">登入會員</a></em></div><div></div> 真是發人深省的文章!!
我喜歡最後一句 看 下以前的歷史文章真的讓我感覺很噁心你寫這什麼文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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